天津的近代建筑融合了中西方建筑艺术，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其中，小洋楼因在外观设计、功能布局和装饰艺术上融合了西洋韵味和本土风情，从而成为天津建筑文化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符号。小洋楼的出现是天津近代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当近代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之后，西方文化通过各通商口岸传入中国，地处京畿的天津成为中西方异质文化交汇的落脚点，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和比利时等国在天津设立租界，因而在天津留下了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小洋楼所体现出的文化特质，汇入了这座城市的内在精神中。
小洋楼文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建筑文化现象，指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外国人在中国建造的住宅建筑，它们融合了西方的建筑风格和东方的居住习惯，形成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在天津、上海等城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学者李永东在《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一书中提出观点，认为小洋楼文化是一种具有“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着一定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
小洋楼文化对近现代天津城市空间影响颇为明显。美国记者约翰·赫西（John Hersey 1914—1993），在天津出生、长大，多年后他回忆道：“我长大的地方是一座多么怪异的城市啊，只需要三四个中国铜板，我就能乘黄包车，从我英国的家到达意大利、德国、日本或比利时。我去法国上小提琴课；跨过河就能到俄国。我经常去俄国，因为那儿有一座带湖的美丽的森林公园。” 这些体现不同国家文化的小洋楼建筑，在天津这块土地上构成了相对统一的城市空间，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小洋楼文化。
小洋楼是展示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客观上促进了天津近代文明的发展，对天津近代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影响。天津学者谭汝为认为，“西方文化思潮一方面和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发生撞击；另一方面在华洋杂处、中西交流之中，二者又有交融。在近代中国北方，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得领世界风气之先。由于中西文化在天津的撞击与融合，使得具有开放思维和现代意识的广大市民阶层得以涌现，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奠定了根基。天津市民那种竞争意识、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较为规范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都直接推进了都市文化水平的提升”。以作为“他者”的西方文化为鉴，天津城市文化更加彰显了自身特点，在传统文化品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塑造出进步开放、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
城市精神是在历史漫长的时间轴线上逐渐形成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出现了九国租界，以英、法、德、美等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传统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与天津本土文化的交锋中，产生激烈的碰撞与深广的融合。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参与下，天津在很多方面都开近代中国风气之先。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城市空间更加丰富，小洋楼及其附近街区以各种空间形式存留下来，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经历了时间洗礼的新旧城市空间，也彰显了这座城市的内在文化和人文精神。
小洋楼文化承载了天津城市精神的时空记忆，成为许多天津作家创作的灵感源泉。赵玫的小说《朗园》就将现实的城市空间与虚拟的文学空间相对照，顺着城市历史的时间线索，呈现出属于城市精神的时间与空间记忆。小说以“朗园”这个地点来命名，将故事情节与矛盾冲突围绕着这个空间而展开。从时间的轴线来看，殖民地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文革”中，朗园分别住着代表不同阶层的不同身份的人。以朗园这个私人空间为中心，小说又辐射出殖民地时期的维多利亚花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瑟堡大饭店这样的公共空间。朗园见证了这个城市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其命运也随之起伏变化。随着时间的流变，古旧的朗园成为消失的历史，其所在的空间被新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在小说中出现的很多具体的天津城市空间，有些一直存在，有些随着时间的流逝或改变或消失。在这里，城市的空间与历史时间形成了一种戏剧化的叠合，用一种可感知的形态具化了城市的文化和精神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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